插花藝術在日本享有“花道”之美名，是日本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二十世紀以來，日本插花藝術傳遍了全世界的各個角落，影響廣泛深遠。許多西方人更是把“花道”當成了日本土生土長的的國粹。其實，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日本插花藝術不僅源于中國，而且在其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都在不斷地接受中國插花藝術的　　影響，兩者具有一脈相承的關系。　　從賞梅到賞櫻　　日本學者西川松之助在《花と日本文化》中指出：“在日本，賞花之風始于賞梅，雖然櫻花是日本的代表，但玩賞之風源于貴族們效仿中國傳來的賞梅習俗。”另一位學者和歌森太郎也說：“日本原本并不產梅，它是在以唐為中心的亞洲文化圈時期，隨著貴族文化的風潮與柳一同從中國傳來的。”（《花と日本人》）　　在奈良時期（７１０～７９４年），隨著梅花的輸入與賞梅風潮的興起，日本皇宮曾將梅花作為主要花木栽種于庭院之中，太宰府的官員們常常遵循唐朝的風尚在園中舉行“梅花宴”。當時出現了許多感懷梅花的詩文，在漢詩文集《懷風藻》（７５１年）中，以一首葛野王的詠梅詩《春日賞鶯梅》最為有名：“聊乘休假景，入苑望青陽，素梅開素靨，嬌鶯弄嬌聲，對此開懷抱，優族暢愁情。不知老將至，但事酌春觴。”在著名的和歌集《萬葉集》（７９４年）中，詠梅的歌竟達１１８首之多，如“帶雪梅枝上，翻飛復相鳴，差池黃鶯羽，白雪染其翎。”“朝臣若能得閑暇，頭佩梅花聚此歡”，“聞梅香，心思遠方君”等等。此后，平安時期（７９４～１１９２年）的日本貴族社會，以花來表現四季變遷，詠花作為基本的教養，春天插梅、櫻，秋天賞紅葉。除了梅花，在這一時期先后引進的還有菊、李、桃、垂柳等，在引進這些植物的同時，與此相關的賞花習俗如斗草、斗花等也隨之而來，其中在日本插花史上極其重要的兩種代表性植物就是菊與垂柳。　　菊花是在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由中國傳入的，由于菊花那華麗、閑寂的風采非常適合日本人的審美情趣，因此平安朝的宮廷貴族將它種植在庭院中以供觀賞，并仿效中國重陽賞菊的風俗（登高、賞菊、飲菊酒），將九月九日定為“菊節”，每到這一天，宮廷中常舉行菊花宴、進行菊合（斗花）、飲菊酒。垂柳也是由遣唐使從中國引入的，它在日本插花尤其是“立華”（日本插花花型）中得到廣泛應用。由于受中國詠柳詩文的影響，平安時期的貴族們下令將垂柳栽植于都市的路邊作為行道樹，《古今和歌集》歌詠道：“一眼望去，柳櫻相間的都市，有了春天的象征”。　　到了平安后期，由于不再派遣使臣入唐，日本文化逐漸從中國文化影響下的漢風文化向民族化的國風文化轉變，賞花的習俗也由梅花轉向櫻花。在《古今和歌集》卷一、卷二的１３４首春歌中，櫻花便占了一百多首，而梅花則只有２０首，與早期崇尚梅花的《萬葉集》形成了鮮明對比。　　佛前供花　　“就平安時期與中國的關系來說，在日本文化史流程中，給予插花強烈沖擊的是從中國傳來的佛前供花。”（工藤伸昌《日本いけばな文化史》）　　在日本插花史上，佛前供花的傳入歸功于圣德太子與小野妹子。公元５９３年，圣德太子擔任日本攝政，總攬一切事務。他“篤敬三寶”，廣建寺院，使佛教在上層社會迅速傳播開來。公元６０７年，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訪隋，與隋朝建立邦交。此后小野妹子三次前往中國，在學習佛法的同時，將在中國所見的佛教禮法與佛前供花以及花器不斷引進日本。小野妹子完成使節任務后，皈依佛教，居住在圣德太子建造的六角堂中（位于京都市中心紫云山頂法寺），因院內有太子沐浴過的水池，因此他的住所被稱為“池坊”。他在此處日夜以花獻佛，并制定了祭壇插花的規矩，經過歷代門徒的發揚光大，形成了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流”，小野妹子也被奉為池坊之祖。[1] [2] [3] 下一頁（ 中華園林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