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灑綠色，做草原的兒子我叫白福林，是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草原監理所的所長。我是1989年7月到通遼市草原監理所工作的，從此開始了我的草原監理生涯。也許各位領導還不知道，我們科爾沁草原過去曾與呼倫貝爾草原、錫林郭勒草原和鄂爾多斯草原并稱為內蒙古的四大草原。20世紀50年代初，科爾沁草原還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現牛羊的草原景觀，但隨著自然環境變遷和人為的因素，今天的科爾沁草原已看不到這樣的景觀了。當我把全市5000多萬畝草原走了一遍后，尤其是看到個別地方被人為開墾，綠色已不復存在的時候，我感到了肩上擔子的沉重。要保護好這片草原，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專業執法人員是關鍵，而榜樣的力量更是實實在在的好教材。　　因此，我上任伊始，便注意在基層監理人員中發現和培養好的典型。1989年暮春，我們通遼市奈曼旗平安地鄉北京鋪子村出現了大面積開墾草原的事件，3000多畝草原被圈的圈、占的占，個別地方已被開墾。身為這個旗畜牧局副局長兼草原監理所所長的趙廣成震怒了，他立即帶領監理人員風風火火地趕到了現場進行查處。恰巧當事人當中還有個別人是村領導，而且跟老趙的關系還不錯，村里的老百姓都瞪大了眼睛看著老趙，看你老趙怎樣處理。老趙詳細調查了解情況后，立即召開群眾大會，公開宣布了處理決定，責成村領導當著群眾的面做了檢查，群眾這才服了，案件也得到了順利的處理。1990年，老趙在處理黃花他拉蘇木破壞草原圍欄案件時，當事人不服處理，圍著老趙他們連續幾個小時地叫罵，還威脅要拿老趙“墊背”。老趙坦然地對他講：我們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辦此案的，今天要是解決不了你們的問題，明天我就打報告辭職！他的凜然正氣和不屈的性格震懾了那幾個當事人，最終乖乖地接受了處罰。　　情系百姓，為百姓排憂解難我們的工作常年在基層，與普通百姓打交道。　　我們的百姓大多數是熱愛草原的，也努力地盡自己的力量去保護草原，去建設草原。但他們是弱勢群體，有些時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曾被這樣的事情觸動過：有一個70多歲的蒙族老漢，為了阻止別人濫墾草場，忍辱跪下，聲淚俱下苦苦哀求不要開了，不要開了。對這樣的老百姓，我們不加以保護和支持，就是犯罪。為此，我要求我們市各個草原監理部門都要向社會公開我們的電話號碼，以便于百姓及時向我們反映情況。　　2002年，我們地區科左后旗白音毛都蘇木汗岱嘎查，有8戶牧民的200畝草場被村干部私自轉包給他人并改變用途。8戶牧民為了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與村干部和第三人交涉，不但沒有結果，反而被第三人將這8戶牧民告上了法院，法院在未認真調查的情況下便下了錯誤的裁定書。8戶牧民找到了我們，向我反映了這個情況，聽著百姓渴求的訴語，我一方面答應他們一定幫他們討回公道，一方面考慮蒙古族百姓說漢語說不明白，便給他們找了個律師幫助他們打官司。在我們的努力爭取下，法院同我們一起組成了調查組，對事實重新進行了認定。最后，法院撤消了錯誤的裁定，重新裁決把200畝草場的使用權還給了8戶牧民。　　一個不識“時務”的人，癡情地干著不識“時務”的工作1997年，由于受大氣候的影響，在我們那里刮起了一股濫開草場的邪風。有些人，特別是一些領導干部，歪曲“四荒”治理的實質，將草場也當作“四荒”治理開發，實際上是變相開墾草場，改變用途。針對這種情況，我一方面通過調研，積極向有關領導反映真實情況，一方面在媒體上發表文章，大聲疾呼堅決制止濫開草場的邪風，還在我們地區的電視臺做了一期以案例說法的專題節目，通過對我們地區一個村干部違法濫批草場和一個國營牧場違法濫開草場兩個典型的剖析，不僅抨擊了違法濫墾的當事人，也使廣大群眾和領導干部了解了草原和四荒的區別，讓他們意識到濫開草原的危害。　　從2003起，我們地區個別地方濫墾草原的情況又有所抬頭，對此，我通過有關途徑反映到了市委、市政府，引起了領導們的高度重視。2003年，市委就此情況幾次召開書記會和常委會，根據我們提供的全市8個濫墾草場的典型案例，派出7個調查組調查核實，最后市委批轉了調查組的處理意見，不僅對8個典型案件的當事人做了處罰，還對26名鄉、村兩級有責任的干部予以黨紀、政紀處分。此事震動相當大，因為濫墾草場受到組織處理的領導干部在我們地區是絕無僅有的。這既教育了廣大干部，也鼓舞了廣大人民群眾保護草原的積極性。特別是今年，我們地區科左后旗浩坦蘇木幸福嘎查的一個村干部，非法批準將300多畝草場開墾，我們草原監理部門調查核實后，將案件及時移送到司法部門，2名當事人被依法逮捕，追究了刑事責任。這件事在我們地區的震動更大，過去從來沒聽說開點草甸子還要追究刑事責任，廣大干部和群眾真正認識到濫墾草場不是一般的行為了。（ 佚名）